于学军:我国金融风险正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局面
来源:中国网财经 发表于2017-08-21 21:32:29 编辑:张晗
摘要: 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 中国网财经讯 8月24日,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出席“2017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”表示,
于学军。
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

中国网财经讯 8月24日,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出席“2017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”表示,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局面。

数据显示,截止去年末,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,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.8倍;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.7万亿元,是2007年的近3.2倍。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,2007年末约为53万亿,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,九年翻了4.4倍,膨胀速度惊人。

于学军指出,因为中国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,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(即M2与GDP之比),由2007年末的1.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.08倍,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二倍多,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“一骑绝尘”。

货币信用基数曾被推上“高台”

中国金融的风险从何而来?于学军认为,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我国长期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,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。

为抗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,当时中国政府紧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刺激性经济政策,旨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拉动日渐乏力的经济增长。这当中,最出名的就是当时推出的所谓“4万亿元”固定资产投资计划。

同时,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,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,仅用3个月的时间,就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初期的17.5%连续下调为15.5%,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.5%,分别下调2和4个百分点,从而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,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。

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为例,当年猛增10.5万亿元,增长幅度达到了33%。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贷款新增额最多未超过5万亿元,2007年则未达到4万亿元。这就意味着:金融危机发生之后,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,2009年的贷款新增额约为以前年度的2-3倍。而之前的2002-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、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并施以紧缩性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。

除了巨额的放贷行为之外,还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表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。当年猛增3.3万多亿元,也是2008年新增额的2倍以上。

这些行为反映在货币供应量上,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猛增27.7%,狭义货币M1更是剧增32.4%;而2009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,增长99.3%,全年达到13.9万亿元。

于学军指出,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数据都表明,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用巨额膨胀的一年,并从此将中国的货币信用基数推上一个“高台”,这极易造成以后年度参照系发生误会或误判。

巨额流动性投放稳定经济增长

“回顾这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,令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是:它居然持续了这么久,至今已历经九年,但是全球经济金融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其阴影。”于学军指出,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与危机前相比已大相径庭,并持续承受着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。

在这种情况下,中央出台了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,旨在稳定经济增长。具体有:一是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;二是发明多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,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;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,这里边最令地方政府津津乐道的就是债务置换;四是推出重点建设基金,专门用以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当中的资本金不足问题,也注入了大量资金。

从总量层面可以上述各项政策措施所投放的巨额流动性带来的成果。截止去年末,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,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.8倍;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.7万亿元,是2007年的近3.2倍。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,2007年末约为53万亿,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,九年翻了4.4倍,膨胀速度惊人。其中,境内本外币贷款由2007年的27.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万亿元,同期也增长4倍以上。

同时,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,其中房地产信贷迅速增长,成为银行业重要的支柱性业务,其规模由2007年末的4.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.7万亿元,同期增长近5.6倍;房地产信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.3%上升为2016年之后的25%以上。

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

于学军强调道,需特别指出的是:危机后房贷大幅增长中又以2009-2010年和2015-2016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,前两年分别每年新增2万亿元以上,后两年则分别新增3.6和5.7万亿元,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.9%和25.3%、30%和45.2%以上,这也正是这两个阶段全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暴涨的重要推动力量。

以上例举的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,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(即M2与GDP之比),由2007年末的1.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.08倍,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二倍多,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“一骑绝尘”。

于学军表示,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不能被忽视,就是银行投资类资产快速扩大,至2016年末已达到62万亿元,较2007年增加51万亿元。其中,近两年来,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,致使银行业投资类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,2015和2016年分别新增16万亿元和13.8万亿元,各增长50.5%和28.5%,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额的2-3倍。

于学军指出,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,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,现已成为海外媒体谈及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。

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难点犹存

新时期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仍存在几大难点,尤其是给政府监管部门带来了巨大挑战。

“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,任何国家、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,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,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。”于学军指出,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,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,甚至难以为继。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,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;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,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。

其次,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,致使中国的金融体制、金融市场日趋复杂,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。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必然趋势,也是未来方向,但客观上却使境内外市场联结起来,造成人民币汇率、利率等的影响因素增加,难以自如地施展调控政策。

同时,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、资产负债表管理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,管理难度随之加大。

第三方面,金融监管的能力建设,跟不上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变化与速度。

于学军指出,由于货币信用持续巨额增加和膨胀,必然反映到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,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,并使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。而这种业务、新产品层出不穷又花样百出,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逃避调控和规避监管,即所谓的“监管套利”。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往往跟不上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创新变化,监管能力建设明显不足。

第四方面,移动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,使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,发达程度甚至超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,这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重的挑战。

科技渗透到金融业,或金融业使用科技手段,两者的结合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,叫做金融科技(Fintech),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常使金融活动脱离开原有正规金融的范畴,扩展到社会各行各业并广泛推广使用。最典型的是第三方支付和P2P平台,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。还常被一些社会集资活动加以利用,渗透力超强。

最突出的案例,就是近几年闹的沸沸扬扬的泛亚及e租宝等非法集资事件,涉众上百万,横跨多个省市,这与互联网出现前的社会集资活动简直无法相比,绝不可同日而语。

局面我国金融风险前所未有正面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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